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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天重德经世济民的「华夏第一相」（中）（图）
慧泉
2024年9月18日发表
【人民报消息】引言：
齐国宰相管仲是春秋战国时期时代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，是周礼的继承和发展者，堪称「华夏第一相」。
最引后世关注的是管仲的治国理政的经济金融思想，他早于亚当斯密2500年即洞察了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功能，强调价格调节机制; 他推行「相地衰征」的财税改革、农商齐展的产业策略、「官山海」的盐铁经营、贫富有度的分配制度，利用货币和贸易战略，辅佐齐桓公，成为一代名相。
（接上文）敬天重德经世济民的「华夏第一相」（上）（图）
上文中提到管仲为相后，向齐桓公再讨三权，得到了满足。 管仲自此后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
然而管仲遵循周礼的为官之道，敬天爱民，在发展经济、经世济民方面开创了先河。
公器绝私，以民为天的政治抱负
有一个小故事，很能看出管仲的根本为人和危机策略以及宏大抱负。
据《韩非子》所述，管仲在被从鲁国押回齐国的囚途中，一路颠簸流离、风餐露宿，到达齐边境时已经饥肠辘辘，饥渴交加。
押运差吏就带著管仲到边境的把守那儿想讨一口饭吃。 那把守的小吏却异常的殷勤备至，不但备食送水，还亲自给管仲喂饭，且跪地侍候管仲。 管仲也颇觉诡异，不知道葫芦里卖的甚么药。
管仲明人不说暗话，便问那官人，为甚么对自己这么好，毕竟是引渡回国的在押犯。 那官吏倒也直爽，直说了：「您是天下奇才，这次回国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以后您要发达了，怎么报答我啊？ 」
这要是一般人，那肯定顺势接腔，我要当官了，第一个提拔的人就是你。 管仲却没有这样说，受人滴水之恩是当涌泉报之，但公器私用不是管仲乐见的。 于是管仲也爽快地说，如果我能活著，升官了，「我且贤之用，能之使，劳之论，我何以报子？」意思是我也得选能任贤、论功行赏，我怎样报答你合适？
管仲这个公器绝私的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。 一次，齐桓公问政于管子，说：「甚么是君王最重要的？」 管子不语，抬头看天，接著说：「君人者，以百姓为天，百姓与之则安，辅之则强，非之则危，背之则亡。」告诫君王要以民为本，以百姓为天。
管子还说，「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」管子还向齐桓公建议「爱民四顺」，即「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；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；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； 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 」意思是说，人民怕忧劳，我便使他安乐； 人民怕贫贱，我便使他富贵；人民怕危难，我便使他安定； 人民怕灭绝，我便使他生育繁息。
这不是在骄民纵民，而是君主用爱民的德行潜移默化地教化、善化百姓，管仲接下来指出，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，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；我能使人民富贵，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；我能使人民安定，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；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，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。
紧接著，作为法家初期代表人物的管子，却明确地向齐桓公指出，单靠刑罚和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。 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，法令就无法推行了；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，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。 因此，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，疏远的自会亲近; 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，亲近的也会叛离。 由此可知，「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」这个原则，是治国的法宝。
爱民贵民、以德为本的教化的思想可见一斑。 管仲为相后实施系统性的经济改革，其中多包涵著富民贵民，民富才能国富的思想。 在古代君权集中制下，管仲简政放权、发展市场经济、公平赋税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、以消费拉动经济的韬略无疑是开放、先进和空前超越的，是开创性的。
相地衰征税赋有度、用之于民的公平财税政策
《管子•牧民》里说，「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」管子讲出了礼乐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。「甚富不可使，甚贫不知耻。」「民贫则奸智生，奸智生则巧作。 故奸邪生于匮不足。」在这里，管子认为：让人民生活富足是社会稳定和减少欺诈的必要措施。
统治者如何让民众富足呢？ 首先，税赋方面要公平和取之有度。 管仲提出了「相地而衰征」的概念并实施。 甚么意思呢？ 就是农业税上，根据土地质量好坏而征收差别地租，土地好产量高，多征税; 土地差产量低，少征税。
如何考察确定土地质量级别呢？ 管仲制定了一套精细化的操作方案。 比如，让官员派人到田地里挖土，直到挖出水。 挖六尺出水的地，属于湿度正常，年租15%，每多挖一尺才出水的，偏旱，少挖一尺出水的，偏涝，这样的地就减免10%租税。
管仲征收农业税是每两年征收一次，因为要考虑到农业是靠天吃饭，丰歉年年有别。 同时，依收成好坏而实行差别税额，丰年征30%，中性征20%，歉年征10%。 饥荒之年则免税。
再比如，在房屋土地税上，富户盖大房子征重税，贫户盖小茅庐则征轻税。
其次，管仲还提出「无夺民时」，农业生产主要靠准确把握各种农耕时节，因此，管仲在实施徭役方面主张避开农时。
第三，管仲提倡用赋税多做有德行的事。 他说，「王主积于民，霸主积于将士， 衰主积于贵人， 亡主积于妇女珠玉。」
第四，管仲还督促国君要「养长老， 慈幼孤， 问疾病， 吊祸丧......」要求统治者重视民政事业、慈善事业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。
于是管仲提出了「九惠之教」：一曰老老，二曰慈幼，三曰恤孤，四曰养疾，五曰合独，六曰问疾，七曰通穷，八曰振困，九曰接绝。
齐国还非常重视人口婚姻政策。 有这么一个故事。 齐桓公在平陵遇见一个空巢老人，家里有十个儿子，都外出务工去了，这十个儿子都是光棍没娶到媳妇，齐桓公就下令从宫中挑选五个宫女下嫁了老汉的五个儿子。 之后，齐国齐桓公规定妇女生育三个孩子可以免除本人赋税，生四个免除全家赋税。
贫富有度的分配制度
管仲提出，对于劳动者应该「以其所绩者食之，不可不审也。 其绩多者食多，其绩寡者食寡，无绩者不食」。 就是多劳多产则多得，少劳少产则少得，不劳不产则不得。
管仲认为「上下无义则乱，贵贱无分则争，长幼无等则背，贫富无度则失，」其中「贫富无度」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贫富差距太大，基尼系数过高，社会就处于不安定和高犯罪率状态中。 国家法令不张，民不畏死，都是源于贫富之不齐。
管仲针对性地提出了防止贫富悬殊的几种办法：第一，国家要掌握一部分物资，在农忙或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放或租给农民，防止商人和高利贷者对农民进行盘剥；第二，运用价格政策来维持市场的稳定；第三，利用财政政策以丰补歉，调剂余缺；第四，让富室以低息或无息给农民贷款或贷物。
大胆发展工商业、管理国家资源，以消费促经济
管仲的「士农工商」「农商并举」之策应该说是开了中国古代重商主义先河。 他提出的「𫁟本肇末」的意思就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，发展工商业。
「士农工商」四类人员「勿使杂处」，体现了管仲行业管理的产业布局思想。 少儿习焉，子承父业，体现了管子精细化专业分工与发展思想。 这在2700年前是难能可贵的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管仲的重商主义并不是以抛弃传统礼乐为代价的，相反，他主张家族制的行业分工，「士农工商」均家族式聚集居住，「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; 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」。
管仲在回答齐桓公问政时指出，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，安排农住近田野，安置工匠靠近官府，安置商人靠近市场。 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，父与父言义，子与子言孝，事君者言敬，长者言爱，幼者言悌。 朝夕从事于此，以教其子弟，从小时就习惯了，思想安定，不会见异思迁。 因此，其父兄的教导，不严也能教好; 其子弟的学问，不劳苦也能学会。
管仲发展工商思想对后世的影向巨大，民国时代的老字型大小商铺和当今世界上的诸多百年家族式老店，其经商重德的初始思想基本来源于管子。
在管仲的经济改革推动下出台政策，免工商税，因此齐国的商业十分发达。 《管子·小匡》里说：「负任担荷，服牛辂马，以周四方。」就是背著包袱，挑著担子，用牛驮著马车拉著，东南西北四处游走贩卖商品。 当时齐国的市场主体有多少？ 6个乡1.2万户，星罗棋布。
管仲说：「市者，获之准也。 」市场是衡量商品好坏，检验商品价值的准绳。 管子的市场经济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相当先进的，比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要早出2500年。
与亚当斯密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是，管仲推行公私混制的市场经济，既强调政府的作用，又强调市场的功能。 但管仲眼中的强国前提是富民，让利于民是国家富裕的目的与意义，而不是甚么巧取豪夺的「共同富裕」。
在管仲的富国论下，齐国推行「官山海」（盐铁专卖，山海就是指盐和铁）的资源管理政策，将盐铁收归国家管理，在盐上加价以替代人丁税，国家统一收购、统一销售。 这项政策使得百姓对税赋的压力感觉很轻。 铁允许民间生产，所得三七开，国家拿三，民企拿七。 这著实是一项富民强国政策。 官山海政策2000年来备受重视，也成为历朝历代仅次于农业税的第二大财政收入。 管仲被尊称为「盐宗」。
内需拉动经济，消费刺激生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。 早在数千年前的管仲就熟谙此道。 《管子•乘马数》云：「故修宫室台榭，非丽其乐也，以平国策也。」《管子•事语》中说，「非高其台榭，美其宫室，则郡材不散。」按照今天的话说，管仲搞宫殿式土建，是为了拉动相关上下游产业，以消费刺激生产，推动经济执行。（待续） 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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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天重德经世济民的「华夏第一相」（上）（图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