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許多一線大城市普遍出現大規模的倒閉潮。二線和三線城市的狀況更是慘兮兮。(視頻截圖)
【人民報消息】近日,台灣《今周刊》發表了對中共紅三代、目前是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的黃亞生的採訪文章。黃亞生在採訪中指出,“專制體制下的中國之所以取得經濟上的成功,是因為向外汲取了民主自由體制的有利條件”,“中國的成功,是開放的成功,是改革的成功,是在國家權力減少(干預)的情況下成功,而不是在國家權力增加的時候成功。”但是,要專制獨裁的中共放棄專制,又談何容易?當習近平選擇走回專制的老路,黃亞生在2022年就預言,中國經濟將迎來衰退。目前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、消費疲軟、外資撤離等經濟困境,黃亞生認為須歸因於專制體制。   據《今周刊》報導,早在2022年,當全世界都以為中國會在新冠疫情後迎來強勁的經濟復甦,國際知名中國研究學者、曾任世界銀行顧問,現任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的黃亞生,就已經寫書預言——中國經濟將迎來衰退。   身為“紅色家族”第三代,爺爺黃負生是中國共產黨創黨元老,黃亞生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。因見證過貧窮、壓迫、混亂的社會,黃亞生對共產專制體制抱持質疑。赴美留學後,他長期投入中國政經研究,以社會科學角度解釋中國社會現象,見解鞭辟入裡。   針對目前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、消費疲軟、外資撤離等經濟困境,黃亞生認為須歸因於專制體制。   戳破“中國模式”成功表相 發展來自民主體制養分   過去30年,中國經濟高歌猛進。許多人認為這要歸功於“中國模式”,也就是以計劃經濟、宏觀調控等措施干預市場,保持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,讓經濟在相對不自由的環境繳出亮眼成績。   但黃亞生認為,其實“中國模式”並無特別之處。歸根究柢,是民主自由體制有利於經濟發展,專制體制則不然。黃亞生觀察,專制體制下的中國之所以取得經濟上的成功,是因為向外汲取了民主自由體制的有利條件,“若回顧歷史,不難發現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,也正是最自由開放的時期。”   他舉例,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,香港作為英國扶植的國際金融中心,為中國提供原本缺乏的法治和有效率的自由金融市場。許多由中國官方扶植的企業,得利於香港的金融市場而快速發展。例如聯想,1994年在香港上市,因此在創立、擴張時期都能取得足夠的資本,“這在中國本身的體制下是不可能發生的。”   此外,國際合作也解放了中國的科技發展,例如原本採用“上對下”管理的中國大學,因與美國大學合作而享有學術自由。“這是為什麼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大學,還是能夠取得很多科技方面的進展。”黃亞生補充,許多中國的科技公司也在此時期走進國際市場,例如華為。“許多人認為華為是靠中共政府扶持、政策補貼的公司,但你仔細看歷史,華為許多早期的成功都是在海外。它是中國最有國際合作精神的企業。”   簡而言之,黃亞生認為,中國經濟並非受益於專制政府的干預措施,而是“借用”了西方的民主法治體制、自由金融市場及產業合作、學術合作而成功。“中國的成功,是開放的成功,是改革的成功,是在國家權力減少的情況下成功,而不是在國家權力增加的時候成功。”   釐清了這一點後,如今中國陷入經濟困境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——在習近平領導下,中國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正走回封閉路線。   封閉路線致科技落後 土地國有製成經濟困境遠因   近年中共政府重返專制,也升高對經濟的干預。香港向中國金融體系靠攏,無法發揮自由金融市場的作用,股市一落千丈。而習政府對西方世界充滿敵意,發動“戰狼外交”,導致與西方交流中斷,隨之而來的是外資撤離、一波波貿易戰和經濟制裁。   黃亞生觀察,失去國外的資金、學術交流和產業技術合作,中國於是大力資助國內研發。然而,他不看好這種“閉門造車”模式,他以華為為例,指華為聲稱使用中芯自研芯片的產品,拆解後發現,其實使用的是台積電較舊的芯片,顯示中國研發成果有限,也凸顯國際合作之於科技發展仍然重要。   中共政府另一項重要干預措施是國營事業。由於土地國有,要動員興建基礎建設相對容易,透過大量基建來創造內需,是中國刺激經濟的手段之一。黃亞生則認為,基建並不能真正幫助經濟,一些中共官方經濟學家如林毅夫等人是錯置了因果關係,以為“大量基建成就GDP(國內生產毛額)高成長”,實際上卻是“GDP高成長使政府財政收入上升,因此有本錢推動基建”,一味推動基建,只會適得其反。   黃亞生指出,尤其2008年金融海嘯後,中國為了救急,推動“4萬億投資計劃”,投入4兆人民幣,卻造成通貨膨脹、產能過剩,地方政府債台高築,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延續至今。   此外,黃亞生補充,土地國有制雖然有利基礎建設,卻也導致在都市化的過程中,農村人口財務收入幾乎毫無成長。他感嘆,如果中國20年前就開始實施土地私有化政策,或許建不了這麼多的機場、高速公路與高樓大廈,“但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。”而當這個占中國逾3成人口的族群收入提高,許多現今的經濟問題如消費疲軟、產能過剩、地方政府高負債等,或許都不會存在。   換言之,種種跡象都顯示,捨棄與民主世界交流、走回專制老路的中國經濟正陷入困境。但要中共放棄專制,又談何容易?   無法脫離專制體制有跡可循 科舉制度為統治階層服務   在2023年出版的《EAST的興衰》(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)一書中,黃亞生討論到中國無法脫離專制體制是有跡可循的,並且要一路回溯到隋朝,甚至更早。   “民主的思想啊、科學啊,沒有在中國能夠出現,就是因為科舉制度。”他表示,中國歷史上曾有思想多元、百家爭鳴的時代,只是自隋朝實施科舉制度以後,專注於一家思想而抑制了其他思惟方式,也讓日後的專制政權更便於統治。此外,“科舉制度把最聰明的人納入國家體系、文官體系,他們就不去搞科學了。”   不僅如此,黃亞生觀察,考試制度也使中國社會強調個人競爭,而非集體合作。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,中國就很少出現社會集體的政治表達,這無疑也是專制政府鞏固威權的有利條件。   不過,近代中國史上也曾出現民主自由的契機。黃亞生認為,中國政治經濟最民主的時期在鄧小平時代。“當時趙紫陽是總書記,鄧小平是軍委主席,李先念是國家主席,李鵬是國務院總理,還有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陳雲,相當於是五權領導。”當時的經濟政策講究實事求是,以數據為準,具一定的客觀性,和如今中國政府強硬推動基礎建設的手段相比,更自由也有效率。   “如果趙紫陽沒有失勢,中國的政治不會是現在這樣。”黃亞生感嘆,六四事件後,溫和派的趙紫陽遭軟禁,強硬派上台;中央顧問委員會被廢除,也讓一八年習近平修改《憲法》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更暢行無阻,而其導致的自然結果是,習近平幾乎一人掌握了所有的權力。   一連串歷史的偶然,讓中國走回專制老路,在這條路上中國能走多遠,不得而知,唯一可以預期的,或許是專制體制下的中國經濟,將持續受到考驗。△